一、复查“三错”案件

1953年根据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关于各级人民 法院对错捕、错押、错判案件，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，认真、迅速、严肃、谨慎地继续加以清理的指示精神，对1950～1953年判处的刑事案件进行 复查，采取看案卷、清监房的方法，发现“三错”案件线索280起，经过复查，有73起为“三错”案件。复查原则:当事人为地主分子，纯属错判，内部检查， 不予改判，现在押者释放；人民内部的案件，违背判刑政策，现在押者，撤销原判释放，已释放的，群众对判决不满，当事人有意见或刑期较长，以致影响大选者 (选人民代表)，予以改判；反之，已刑满释放，改判可能引起新的意见者，从内部检查，不必改判。此次复查有64人属内部检查，9人改判。其中加重刑罚1 人、减轻刑罚7人、宣告无罪1人。

二、复查镇反运动中的案件

1956年，根据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要 求，对1955年肃反斗争以来处理的反革命和其他重大刑事案件进行检查，依照“有反必肃、有错必纠”的方针，本着“实事求是、慎重严肃”的精神，认真做到 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纵一个坏人，防止偏差。检查范围是:错判的，执行政策有偏的，或认定犯罪性质不当的三种类型。属于错判案件，依法撤销原判予以平 反；执行政策有偏差的案件，分别不同情况依法改判；认定犯罪性质不当的案件，依法予以纠正。岳阳、湘阴、平江三县检查发现有各种问题的696人，其中错判 94人、不应判而判了的304人、犯罪事实不清的33人、认定犯罪性质错误的11人、轻罪重判的194人、重罪轻判的11人、其他可判可不判而判了的49 人。

三、复查“大跃进”时期案件

1962年，根据湖南省委1961年7月17日批 转省公、检、法党组《关于清理三种人的请示报告》，对1958～1961年上半年判处徒刑的案件彻底清理，重点是查冤、错案件，对于不应判、量刑畸重的案 件也应认真查清，实事求是处理。清查对象是:劳动教养分子、刑满就业人员、劳改罪犯。3年间审判4015案，判处4388人，复查3883案4200人， 发现有各种问题的692人，占原判的15.77%，其中冤案6人、错案48人、不应判的184人、可判可不判的89人、轻罪重判的336人、事实不清的 29人；复查撤销原判平反54人、撤判释放167人、提前释放66人、改判290人、内部检查86人、释放待查29人。复查结果说明，有些案件质量不高， 造成冤错案、不应判和量刑畸重等案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是对当时形势认识不清，对“五风”危害和自然灾害给群众带来的暂时困难估计不足，对大量人民内 部矛盾，不适当地采取压服惩办手段，办了一些错案；二是注意反右，忽视了防“左”，办案人员有宁“左”勿右的思想，不坚持原则，怕犯右倾错误；三是主观臆 断，作风粗糙，简单图快，忽视质量；四是办案程序不严，一员代三员，捕判“一锅煮”，削弱了公、检、法互相制约的职能。

四、复查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冤假错案

根据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《关于抓紧复 查纠正冤假错案，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》和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《关于复查纠正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》精 神，贯彻“实事求是，全错全平，部分错部分平，不错不平”的政策原则，坚决、彻底、全部、干净平反一切冤假错案。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判处的刑事案件，全 面进行复查。

1966～197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以 “恶毒攻击”、“反革命煽惑”、“反革命宣传”、“反革命破坏”等罪名判处刑事犯罪3916人，全部列入复查。经复查维持原判的2489人，占 63.6%；改判1163件、1427人，占36.4%，发放冤狱补助费193391元。

五、复查“统战”方面案件

1982年，根据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 门《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》、中央办公厅《关于落实解决起义、投诚人员政策工作遗留问题的报告》精神，对境内起义、投诚人员判刑 案件进行复查，清理档案43151件，清出线索1107件，认定起义、投诚人员身份709人，对他们的历史问题，无论过去多大职务，有多少罪恶，一律“既 往不咎”。对起义、投诚后又犯新罪的，查清犯罪事实是否真实，是否构成犯罪，如事实有出入，定性不准确，一律不予定罪。复查结案693人，对起义、设诚后 又犯新罪的153人维持原判，540人不构成犯罪，撤销原判，原有工作的则恢复其工作；生活困难的，发放冤狱补助费进行救济。

1984年，遵照省高院通知，落实知识分子政 策，发挥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，对判处知识分子的案件，依法进行复查，境内共清出知识分子判刑案件697件700人。对这些案件无论有无申诉，当 事人是否尚在，是否还有工作能力，均一视同仁。经过复查，168人维持原判，532人改变原来判决。